文/田润民配资网上配资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冯玉祥于1933年在察哈尔还曾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军。”《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82页的注释中写道：“冯玉祥1933年5月同共产党合作，在察哈尔省组织抗日同盟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后，继续采取和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渭华起义的“点火者”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在危急关头，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新的方向。
9月26日至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等9个文件，明确提出，“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共产党要准备武装暴动和夺取政权”。
1928年5月爆发的渭华起义，是中共陕西省委为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九二六”会议决定的举措。起义是由陕西渭南县东南塬、华县西南塬一带的农民和共产党掌握的军队许权中旅联合进行的，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军民结合的武装暴动。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陕西省和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渭华起义的导火索是“宣化事件”。“宣化”本是渭南县城槐衙村一座庙宇的名称，又称“宣化观”，属于公产。附近农民在观内办了一所宣化初级小学。当地劣绅刘铭初等为了霸占宣化观，故意将他在县城办的私立乐育高小迁入宣化观，和宣化初小“唱对台戏”。1927年11月，以肖明为首的中共渭南县委决定：在原宣化初小的基础上，设立高级班，成立宣化高小，派中共城关区委书记李延寿（李锦锋）等党员到校任教，把该校作为同国民党反动当局斗争的阵地。1928年2月28日，刘铭初及其同伙采取暴力手段，纠集当地地痞流氓闯入宣化高小，捣毁门窗桌凳，驱赶师生离校，公开叫嚣要共产党员滚出学校。
中共渭南县委书记肖明敏锐地觉察到，这不仅是两校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反革命势力向革命势力的公开挑战。当天晚上，他召集中共渭南县委和共青团渭南县委举行紧急扩大会议，决定对乐育高小的反动分子予以反击。2月29日凌晨，渭南县立中学、高小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在县立中学区委书记李守仁等带领下，手持木棒来到宣化观，附近农民紧随其后支援。愤怒的群众当场打死了刘铭初。
“宣化事件”打击了渭南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
4月下旬，肖明根据陕西省委“继续延长扩大宣化斗争”的指示，以渭南县委的名义发布通告：“今年五一节要建立苏维埃政权。”要求全县党员武装参加，实行公开暴动。5月1日，渭南县东塬数千名农民和学生，手持武器齐聚崇凝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肖明庄严宣布崇凝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崇凝区苏维埃政府成为陕西省第一个革命政权。崇凝镇“五一”大会标志着渭华农民暴动全面爆发。
从“宣化事件”到崇凝镇“五一”大会，肖明积极贯彻八七会议和“九二六”会议的精神，发动群众，打响了渭华起义头一炮。
渭华起义是中共领导的农民和士兵与追随蒋介石反共的冯玉祥之间的一场军事斗争，起义最终被冯部悍将宋哲元镇压，起义总指挥唐澍牺牲。
给冯玉祥“上课”的中共代表
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30年，国民党统治集团发生分裂，蒋、冯、阎大战爆发，冯玉祥兵败，成为“光杆司令”。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图谋侵占东北，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人不计前嫌，和两年前的对手冯玉祥商讨抗日救国大计。
在历史的转折时刻，肖明再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他受北方特科（又称“华北特委”或“华北政治保卫局”）之命，代表中共会晤冯玉祥，商讨抗日救国大计，探讨双方合作的可能性。
肖明，湖南新田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渭南县委书记。渭华起义失败后，肖明受党派遣，到天津参加顺直省委扩大会议，被选为省委委员。1929年，担任顺直省委军委委员。1930年，担任天津市委书记。1931年，转入中共北方特科，为党搜集情报。
北方特科负责人吴成方选中肖明面会冯玉祥，首先考虑的是肖明和冯玉祥曾有一段合作的历史。1926年，肖明参加了冯玉祥的“五原誓师”，担任国民军北路军政治部副部长，熟悉冯玉祥身边的重要人物陈天秩。肖明和陈天秩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陈天秩当时是冯玉祥太原办事处负责人。吴成方当然也考虑到肖明是渭华起义领导者的身份，和冯玉祥的军队打过仗。现在，和昔日的对手谈判，表明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
1931年3月下旬，陈天秩和冯玉祥的另一位亲信赵彦卿，陪同肖明来到汾阳面见冯玉祥。赵彦卿介绍道：“肖明先生是中共派来会谈的负责人。”陈天秩接着说：“肖明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我关系很好的同学。五原誓师后，我曾写信给先生介绍他到咱们部队工作。”冯玉祥快人快语，对肖明说：“既然是共过事的老朋友，我很高兴，欢迎你，请你不客气地予以指教。”
1931年3月26日上午，肖明与冯玉祥在峪道河树林里开始了会谈。首次会谈主要是分析形势，统一思想。
冯玉祥说：肖先生远道而来，我首先表示热烈欢迎。过去，我和贵党相处得很好，贵党同志对我帮助很大。那时，我对蒋介石的真面目还没有看清，受了他的欺骗，以为当时最大的敌人是吴佩孚、张作霖这帮旧军阀，应当首先打倒，至于内部问题，留待以后再解决，以致做了对不起贵党的事情，铸成大错。我愧对贵党，愧对同志，悔之莫及。当前，国事日非，敌寇压境，日本帝国主义谋我日急，欺我太甚。玉祥救国有心，但学浅乏术，盼望肖先生予以赐教。
肖明说：这次我和冯先生见面，不是来算旧账的，而是探讨未来合作的。让我们充分交换意见，统一认识，然后达到合作的目的。这就是我党派我来和冯先生见面的愿望。
肖明有过两次出国留学的背景，洞察国际形势。他向冯玉祥详细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原因和背景。肖明说：
日本从甲午战争开始，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的侵略。1927年六七月间，田中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蒙”和中国本土分离的国策。可见日本帝国主义早就把我国领土列入它的殖民地范围。
1930年，日本爆发了经济危机。日本统治集团企图通过发动侵华战争，转移国内矛盾，挽救其经济危机。为此，扩军备战，装备了一支近代化几十万常备军，进行全国总动员。此时，欧洲和美国也爆发了经济危机，日本趁西方国家无暇东顾，加快了并吞我国领土的步伐。可以判断，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很快就要爆发。
当中华民族面临危机之际，冯先生该怎么办呢？自古以来，孤军不能作战，联合才能战胜强敌。联合谁呢？联合阎锡山吗？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无利可图的事他是不干的。冯先生和“阎老西”曾经联合过，结果我就不说了。联合汪精卫吗？汪是一个无耻政客，他和日本帝国主义早有勾结。联合西南的李（李宗仁）、白（白崇禧）吗？联合四川的军人吗？这些人都不可靠。只有联合中国共产党，才是唯一的出路，因为中共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目标，对朋友言而有信。目前，我党正在南方领导红军开展工农运动，解决工人、农民的穿衣吃饭问题，因而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别看我们力量不大，蒋介石有新式武器，但他要想打败我们是不可能的。因为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爱国人士都站在我们一边。
最后一个问题是反对蒋介石的问题。蒋介石建立了一个专制独裁政府，对凡不顺从他的人，明杀暗害，贬低排斥。可是，对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屈膝投降，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之所以反对冯先生，是因为冯先生爱国，蒋之所以反对中共，也是因为中共爱国。冯先生和我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专制，这就是合作的基础。冯先生要想摆脱当前的困境，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只有采取“抗日、爱国、联共、反蒋”的八字方针。不知先生有何看法？
冯玉祥说：肖先生谈得很好。贵党提出的“八字方针”，我完全赞同。日本帝国主义确实是我国当前的大敌，不坚决抵抗，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眼前。爱国，是我坚定不移的立场。与贵党联合，是我的志愿，我们的友谊就建立在这“八字方针”上，为国为民，共同奋斗！以后有机会还请多赐教。
第一次见面会谈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1931年10月，冯玉祥赴上海，给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送去一笔经费，同时想借机与中共最高当局接触，确认双方合作。不料，王明“左”倾路线把持下的临时中央局要冯玉祥公开打出红旗，然后才能谈合作。冯玉祥难以接受，想起上次和肖明的谈话，觉得还是北方的中共组织通情达理，于是急忙赶回山西汾阳，通知赵彦卿，希望同吴成方或肖明再次面谈。
吴成方意识到，这次会谈，冯玉祥要谈具体问题，也就是军事上的合作。因此，肖明临行之前，吴成方和他研究了会谈的口径和重点：一、根据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形势，打出抗日的旗帜，号召全国人民、各党各政治派别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收复失地。只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提打倒英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以及其他军阀。二、冯玉祥自中原大战以后，已属于在野失意军人，过去的威信正在逐步消失，只有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抗日，才会在政治上有方向，有前途。三、冯玉祥和我们要在军事上合作，必须适当算一算他1927年勾结蒋介石反共这笔旧账，避免这次合作了，以后又翻脸。
1931年11月1日，肖明再次来到峪道河，二会冯玉祥。谈到1927年反共一事，冯玉祥声泪俱下地说：“北伐战争结束后，我没有听共产党的话是不对的，把苏联专家和中共党员都送出国民军，想起来很痛心。”肖明觉得冯玉祥态度诚恳，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适可而止。接着传达了中共只提抗日救国，不提反蒋口号的意见，冯完全同意。这一原则成为1933年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政治纲领。
这次会谈，标志着冯玉祥与中共重新合作的开始。
北方特科为张金印改名张慕陶
1932年10月9日，冯玉祥到达张家口，召集老部下，开始了抗日救国的行动。他一到张家口，立即派人与肖明联系，请中共派人帮助他。这一次肖明没有出面，而是派张慕陶于1933年1月底去张家口，同冯会谈合作计划。
张慕陶，1902年出生于陕西省旬邑县，原名张金印，又名张金刃。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党，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中共六大代表，后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1931年，因反对王明路线，私自组织“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而被开除出党。1932年9月，由陈原道帮助恢复了党籍。不久，吴成方为张慕陶恢复了组织关系。这个“组织”就是北方特科，张慕陶从此属于北方特科的成员。
吴成方不仅为张慕陶恢复了组织关系，还为他改了名字。张慕陶在陕西用的名字是“张金印”，在河北用的是“张金刃”。吴成方为他改名字，是为了工作方便，避免在冯玉祥那里暴露其共产党员的身份。
张慕陶是渭华起义的策划人。1928年2月，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兼团省委书记的张金印，在渭南召集党团县委负责人肖明、何寓础、杨慰祖、张宗适等举行会议。此时的张金印是肖明的上级，指示他们做好一切准备，举行武装暴动，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残暴行为予以回击。张金印发表了很有鼓动性的演讲，激发了大家的革命情绪。会后，他指示华县党团县委要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坚决执行省委“九二六”会议的精神，发动群众，迎接渭华地区革命风暴的到来。
“宣化事件”亲历者闵继骞回忆：“1928年2月28日，‘宣化事件’发生的当晚，党团县委在东关高小召开党团县委联席扩大会议。我参加了会议，并聆听‘宣化事件’发生的经过和张金印的讲话，很受鼓舞。”
“宣化事件”发生的当天，张金印就在渭南，他的身份以及富有鼓动性的演讲，成为渭华起义的“催化剂”。
1926年11月，冯玉祥率领在五原誓师的部队开进陕西。中共陕西省委派张金印担任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政治处处长，经常与冯玉祥、吉鸿昌、孙良诚、高树勋等将领接触。张金印的才干深得冯玉祥的赏识。这也是肖明派他重新出山与冯玉祥合作的原因之一。
张慕陶到张家口后，冯玉祥十分高兴，特意将老朋友安排在其居住的图书馆西屋，两人每天密商大计。陈天秩说：“冯先生对张很尊重，认为他很有才干，有革命斗争经验。我还听张慕陶说，商谈进行得很好，正在拟定行动计划。”
张慕陶参与起草了抗日同盟军纲领。纲领起草好后，张慕陶及时向中共北方特科负责人吴成方汇报，吴成方颇为满意。他写道：“我是（1933年）4月4日回到北平的。张慕陶很快由张家口赶到北平向我谈了张家口方面的情况，并且带来由他起草的抗日同盟军纲领。按照我们最初与冯玉祥讲的一致抗日的意思，拟定不公开共产党的旗帜，不提南京政府如何反动、地方军阀如何不好的话。这个纲领无论有几条，但是一条最基本的宗旨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有了行动纲领，张慕陶和冯玉祥开始派人争取有关系的军队。联络工作有的是通过共产党的关系进行的，有的是通过冯玉祥的关系进行的，有的是通过双层关系进行的。以共产党的关系联系，以中共张家口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张家口特委是中共北方特科指示成立的，由张慕陶、武止戈、吴化之三人组成。张慕陶任书记，负责上层活动，直接与冯玉祥联系；吴化之负责文化宣传工作；武止戈负责军事。
武止戈不仅是中共张家口特委成员，而且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中担任高级参谋。1902年4月30日，武止戈出生于陕西渭南县，1920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开始接触新文化、新思想，并投入学生运动。1922年6月，武止戈来到北京，结识了陕西旅京学生领袖刘天章、魏野畴、李子洲等人。1923年初，经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初，党组织选送武止戈赴上海大学学习，同年7月又派他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1927年转入中山大学，后来又转入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学习。1932年2月回国，党中央派他去北方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到北方后，又派他和吴化之、张金印、许权中等前往张家口，和冯玉祥一起筹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主力部队是2师、5师、18师，这三支部队的骨干都是共产党员。
2师是由汾阳军校改编的。该校虽然系冯玉祥一手创办，但军校教官和学员中的基本骨干都是共产党员，如教育长尹心田，大队长贾振中、周茂兰。这三个人后来分别担任2师1团、2团、3团团长，其营、连、排长也大都是共产党员。2师师长由爱国进步人士支应遴担任，共产党员、参加过渭华起义的王沛南任政治部主任。
5师是由教导团扩编而成的。该团由未编入2师的汾阳军校干部和各地投奔张垣的爱国学生组成，团长张金瑞（后改名为张韬）系地下党员。5师师长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宣侠父，副师长是陈天秩。
18师由参加过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的陕西共产党人组建而成，参加过渭华起义的人居多。共产党人许权中任师长，谢子长负责党的工作（相当于政委），杨晓初任参谋长，霍世杰任军需长。此外，还有陕西籍共产党人阎红彦、强龙光、王怀德、李锦峰、宋文梅、王再兴等。18师是抗日同盟军中由中共独立掌握的一支部队。
陈天秩特意强调：“这些抗日同盟军主力的编成，都是经过冯玉祥和张慕陶共同研究决定的。”
1933年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冯玉祥为总司令。当日，冯向全国发布就职通电。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后，张家口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士兵举行了数千人的御侮救亡群众大会。张慕陶发表了以抗日反蒋为主题的演讲，激发了广大民众抗日热情。
抗日同盟军的来源和成分复杂，作为抗日同盟军总政治部主任，张慕陶奔走于各个“山头”的高级将领之间，统一思想，协调和磋商有关重大问题。他还负责对外联络，起草文件，作报告，发表演讲。
许权中的18师、宣侠父的5师以及王沛南为政治部主任的2师，是抗日同盟军的主力。张慕陶以抗日同盟军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经常到这三支部队发表演讲，鼓励共产党员带头英勇杀敌，加强中共对这三支部队的领导。
张慕陶还是抗日同盟军最高领导机构军事委员会成员，是11名常委之一，参与了抗日同盟军一系列重大决策和行动。1933年6月，军委会制定了收复察东失地的军事计划，调动主力2师、5师于6月下旬进击察北、察东，一举收复宝昌、康保、沽源三县。接着，又收复了沦陷70余天的察北重镇多伦。广大爱国人士、海外侨胞纷纷来电祝贺。
张慕陶为组建和领导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立下了不朽的功劳。然而，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于9月12日再一次开除了他的党籍。这一举动，削弱了共产党在抗日同盟军中的力量，加速了抗日同盟军的失败。
18师中的许权中和谢子长
许权中，1894年出生于陕西临潼县（今西安市临潼区）栎阳镇聂家村，1910年考入临潼县高等小学，1915年考入三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18年参加陕西靖国军，先后任中队长，总部绘图科科长、连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同盟军的中共将领中，他和冯玉祥的历史渊源较深，先后在国民军第2军任营长、团长、旅长。1926年，冯玉祥进军陕西解西安之围，许权中任援陕第三路军司令。1927年春，许权中先后任国民军联军卫队师师长、中山军事学校学员总队长等职。冯玉祥反共以后，卫队师和中山军事学校师生组成的部队改编为旅，许权中为旅长。1928年5月中旬，许旅开到华县高塘镇，参加渭华起义，许权中任总顾问兼骑兵队队长。起义失败后，党中央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军大学学习。
1933年5月，许权中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张家口。冯玉祥对这位老部下非常信任，任命他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8师师长。作为抗日同盟军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官，许权中参与拟订作战计划，在第一线指挥部队与日伪军作战，连战连捷，为将日伪军驱逐出察哈尔省立下了战功。冯玉祥下野后，抗日同盟军处境困难，许权中临危受命，领导18师在北平郊区同前来围攻的国民党军队以及日伪军十几万人作战。18师是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坚持到最后的一支队伍。
在党内斗争中，许权中仗义执言，反对开除张慕陶的党籍，反对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召开党员大会而暴露党员同志的身份，这一正确意见遭到上级拒绝。
谢子长在渭华起义中担任西北工农革命军第3大队大队长。在段家村伏击战中，谢子长初现军事才能。他率领的第3大队及时赶到战场，抄了敌人的后路，迫使敌军在我前后夹击之下狼狈逃窜。渭华起义失败后，他和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红26军成立奠定了基础。1933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派他到抗日同盟军，在18师负责党务（相当于政委），是许权中的好帮手。
1933年8月中旬，冯玉祥下野，抗日同盟军面临着去向问题。8月24日，柯庆施组织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在张北二泉井村召开扩大会议，他要求部队到河北中南部建立苏区，谢子长则主张西去，与陕北红军会合。当时抗日同盟军中共控制的部队有1.5万人左右，这支队伍一旦开到陕北，对壮大西北红军的力量和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谢子长指出：“华北一带交通四通八达，部队到那里不易立足。如果经过晋西北，到陕西北部与红26军会合，那里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敌人不易进攻。在那里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等站住脚再向山西、河北推进。”柯庆施说：“到陕北去，连饭都吃不上！”
会议最终否决了谢子长的正确意见，强行通过到河北中南部建立苏区的决议。这一错误决策，成为抗日同盟军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
抗日同盟军牺牲的陕西籍烈士
1933年7月7日，抗日同盟军兵分三路，冒着日军飞机轰炸，向日伪军把守的多伦进攻。多伦系塞北重镇，是察哈尔、绥远、热河三省的交通枢纽，又是察哈尔以东、热河以北的商业中心。抗日同盟军成立以后，日伪军加强了多伦的防御，调来日军茂木骑兵第4旅团2000多人以及炮兵部队防守，伪军李守信部担任外围守卫。日本关东军另调第8师团进驻丰宁，与多伦互为掎角。进攻多伦是抗日同盟军和日伪军进行的一场恶战，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亲率敢死之士，肉袒匍匐前进，爬城三次”，同盟军才由南、西、北三门攻入。18师的强龙光担任敢死队队长，冲锋在前，他冒着枪林弹雨，首先攻入多伦城；由于后续部队没有跟上，他不幸壮烈牺牲。强龙光是有文字记载的牺牲在察哈尔抗日前线的第一位中共党员和工农红军将领，也是牺牲的第一位陕西籍抗日同盟军将士。
武止戈是中共张家口特委成员，担任抗日同盟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协助吉鸿昌，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县。冯玉祥下野后，抗日同盟军重建，武止戈又回到吉鸿昌部担任参谋主任，协助吉鸿昌、方振武部，先后收复日军占领下的北平郊区的怀柔、密云、昌平等县城。1933年10月初，又取得了大小汤山战斗胜利。此时，抗日同盟军伤亡较大，武止戈力主尽快撤离汤山，避免陷入敌军更大的包围圈。果不出所料，蒋介石、何应钦调来十几万中央军和万福麟部合击抗日同盟军。抗日同盟军腹背受敌，东进不成，西进受阻，当行至顺义县西的三家店、许南园村时，国民党中央军尾随而来。10月13日，日军飞机配合国民党军对抗日同盟军驻地许南园村狂轰滥炸。武止戈骑着战马，沉着指挥抗日同盟军转移隐蔽，不幸被日军炸弹击中，壮烈殉国，时年32岁。武止戈是牺牲的抗日同盟军最高级别的军事指挥官，也是抗日同盟军中陕西籍重要的中共负责人之一。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陕籍共产党人重回陕西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陕西籍共产党人有的通过北方局的关系，有的则是通过上海临时中央局，陆续返回陕西，开始了新的战斗。1933年12月，中共驻北方代表委派谢子长担任西北军事特派员，回陕北领导游击战争。第二年，曾在抗日同盟军战斗过的白坚、张文舟、蔡子伟等陆续回陕，分别在陕甘边和陕北红军以及根据地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吴化之、许权中、杨晓初、霍世杰、宋文梅等人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抗日同盟军中有一批共产党员的组织关系隶属陕西省委。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后，这批党员无法接上组织关系，上海中央局军委将这批党员介绍给未被破坏的陕南特委，特委负责人汪锋将他们安排在杨虎城的警卫团，他们共22人，都是军事政治人才。他们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其中的周益三颇具传奇色彩，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渭华起义，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担任过上海工人纠察队教练，组建了中共兰州特别支部，先后担任抗日同盟军第16军第1师和第16军参谋长。汪锋将周益三安排在杨虎城的警卫团担任副营长。从此，他一直在该部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中的陕西籍共产党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为促成冯玉祥与共产党的合作以及抗日同盟军的组建，为收复察哈尔全境失陷国土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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