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在武昌的统治，垮得比谁都迅速。
没人能提前闻到战争的气味，就连驻在汉口的各国领事也不例外。
在1911年的10月10日这个夜晚，一场意外的枪声在工程营响起，楚望台军械库失守了。湖广总督瑞澂像只受惊的猫，翻过墙头，逃到了“楚豫”舰上。而第八镇的统帅张彪，也选择了逃离，向北奔去。
才过了短短的几个日夜，三座城市就已经全部沦陷了。革命军挥舞着那象征着坚定决心和团结一心的铁血十八星旗，选出了黎元洪作为新的统帅。
北京城里，电报房里的报务员紧张得手指都在发抖，电报机咔咔作响。摄政王载沣坐在养心殿的东暖阁，气得直接摔了三只珍贵的青瓷茶杯。
列强反应更快。
昨晚，汉口租界的巡捕房里增加了两倍的警力，这事儿闹得。日本领事馆可忙坏了，得赶紧找来英、法、德、俄四国的领事，大伙儿关起门来商量对策。
在日本第三舰队的大船“对马丸”上，船长川岛令次郎拿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我们应该保护在危险地方的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所以，他建议我们和别的国家一起组成一支队伍，共同行动。
英租界的工部局紧急调动了义勇队，法租界则把机枪安置在了江汉关的钟楼上——这种态势，简直就像是庚子年的重演。
哎，你知道不，就是那个老掉牙的1900年吗？那会儿的故事可多了去了，那时候的人，经历的事，就像是古董一样，既神秘又充满魅力。你要是有兴趣，咱们可以慢慢聊聊，那年发生了哪些事儿，不过现在说起来，就像是讲着一段遥远的传说一样，既有点儿神秘，又带着点古老的味道。
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各国的舰队在大沽口排成了一条长队，炮口都对准了紫竹林。
现在武昌这边乱成一团，洋人们想的头一件事就是：先保住自己的租界，然后看看最后到底是谁赢了谁输。
朝廷反应挺快的。
海军提督萨镇冰带领“海筹”、“海容”、“海琛”三艘战舰逆江而上，炮衣还没卸下，锚链哗啦一声落水，舰首直指武昌的鲇鱼套。
可萨镇上，寒冰静静，没有一声炮响。
他站在“海容”舰桥上，通过望远镜看到革命军在汉阳兵工厂门口贴了一张告示：“外人产业，一草一木都不许动。”
更让人惊讶的是，10月17日那天，湖北军政府刚挂牌，就发布了《刑赏令》七条。其中第三条明确写着：“凡是伤害外国人、破坏外国财产的人，立刻处死，不予宽恕。”
第四条的规定是：“租界区域继续受到保护，擅自进入的人将被视为盗贼。”
这招可是直接给那些大国的出兵行动来了个斩草除根，彻底拔掉了他们行动的后援。
川岛令次郎在旗舰上走来走去，走了三个小时，最后决定收兵。
道理很简单：使用武力必须有理由，但现在他们保护侨民的力度比保护自家财产还严密，你能拿出什么理由来开火呢？
贾德干，英国外交部的远东司副司长，他在备忘录里直白地说：“革命党对待外国利益的态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很多。”
吕尔庚先生，咱们法国驻汉的外交官，给巴黎总部写了封信。他在信里说，那帮人纪律特好，比咱北洋那边的军队强，更符合现代文明的标准。
列强嘴上说“中立”，心里却明白：这群穿灰布军装的人，肯定不是义和团。
真的客观公正吗？
这是不可能的。
列强在中国的利益纠葛错综复杂，就像长江水底的沉船，彼此的缆绳紧紧缠绕在一起。
谁敢大胆放任中国自行其是？
日本外务省在1911年10月12日迅速发来电报给驻在中国的伊集院彦吉公使，内容是：“情况紧急，需尽快查明真相，尤其是关注南方军队的动向。”
同一天，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下达命令给驻汉口的武官高山公通：“每天详细报告革命军的编制、军械和财政情况。”
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在圣彼得堡接见了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他强调：“外蒙古是关键，武昌只是牵制，不要让清朝完全垮台。”
英国驻中国的高级官员朱尔典给伦敦发报称：“袁世凯是唯一能够稳定局势的人。”
六国各有心机，但都在暗中行动。
先来看看日本。
东京市谷台陆军参谋本部，一间朝北的办公室，窗户常年不擦，玻璃蒙着灰。
宇都宫太郎中佐在这里完成了《对中国之私见》的写作。
此人可不是一般的幕僚——年轻时在中国待了十年，给袁世凯当过军事顾问，说话的京片子比满族人还地道。
书里没提到“大东亚共荣”，全书都是赤裸裸的算计：中国必须存在，但不能统一；满族和汉族要分开统治，最好再拆出蒙古族、回族和藏族；日本要当“调停者”，通过南北对峙来牟利。
宇都宫的思路清晰得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每一环都紧密相连。
第一步，守护好清廷的最后一线生机。
不是因为忠于君王，而是为了控制南方的局势。
如果清朝政权有一天崩溃了，各国肯定都会想分一杯羹，日本可能不一定能抢得过英国和俄国。
第二步，暗中帮助革命党壮大势力。
提供武器、训练、情报，甚至放任一些不法之徒将步枪走私到广东。
援助必须保密，账目不能留痕迹。
第三步，等南北双方僵持不下时，日本以“公正第三方”的身份出现，试图调解。他们的条件是：承认满洲的特殊地位、开放长江沿岸的商埠、对日本商品实行十年免税。
最毒的是这句话：“北方可以扶持溥仪为满洲王，南方可以拥戴孙文为汉人领袖，两边政权相争，我则坐收渔翁之利。”
10月19日，宇都宫把这方案给了第十四师团长上原勇作。
上原是长州藩的后裔，也是陆军激进派的领军人物。他当场拍板：“可以这样做。”
直接联系黑龙会和玄洋社，南边战线的子弹快用完了，让台湾总督府帮忙调货。
咱们找不到确切的走私数据，不过在1912年1月，日本往中国卖步枪的民间数量比平时猛增了370%，弹药的出口更是暴涨了420%。海关的记录上，这批货物的去向是“厦门商行”，可收货人的签名乱糟糟的，看起来就像是在乱画。
外务省的路线有所变化。
伊集院彦吉认为：让清朝保留直隶和山东，革命党只占据两湖和两广；蒙古和新疆给俄国，西藏给英国——日本独占满洲和福建。
他在1911年11月的笔记里说过：“把中国这大蛋糕切成六块，我要最大的那块，最肥美的部分。”
日本的动作快得吓人。
10月25日，黑龙会的头目头山满来到了上海，住在虹口东本愿寺的别院里。
三天后，三井物产的船只“商船”和“湖南丸”抵达港口，船上载有两千支“三十年式”步枪，这些武器被秘密藏进了法租界的仓库中。
在11月3号那天，一个名叫川岛浪速的人，他以前是浪人，后来成了川岛芳子的养父。这个人偷偷地去了奉天这个地方，找了一个叫肃亲王善耆的人，两个人秘密商量了一件大事——想要让满蒙地区独立。
在那个星期，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旅顺港练兵，准备登陆，他们的大炮正对着金州——这难道能算是保持中立？
刀已经亮出来了，只等时机。
再来聊聊沙俄。
圣彼得堡的冬宫里，沙皇尼古拉二世正忙着翻阅一封来自武昌的紧急报告。他的手指在“外蒙”这两个字上停留了一下，仿佛在思考着什么重要的事情。
他指了三个字：“快走。”
不要忘了。
"全情投入。"
沙俄早就盯上了外蒙古二十年。
1901年，大清和列强签了个叫《辛丑条约》的协定。签完后，俄国的外交官就开始琢磨：蒙古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它得独立存在，成为一个自己管自己的地方。
1903年，赵尔巽提议将蒙古设为省份，俄驻库伦领事郭罗斯托维赤立刻表示反对，称这是破坏现状，等同于挑衅俄国。
朝廷让姚锡光去内蒙古看看，俄国人则派了一队哥萨克骑兵到卓索图盟的边境上晃悠，他们的枪栓在阳光下咔咔作响，发出清脆的声音。
1910年11月16日，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写信给外务部，说如果把行省放在外蒙，俄方会视为敌对行为。
文件副本里跟着一份作战计划：准备把西伯利亚军区的第十七师两个团，加上哥萨克骑兵旅，最快七天就能赶到库伦。
清廷的改革越深入，沙俄的举动就越激烈。
哲布尊丹巴八世活佛——蒙古人称他为“博克多格根”——早已经被俄国人收买了。
1909年，俄国拨款十万卢布，在库伦建立了“俄蒙学校”；1910年，赠送了五百支步枪和四挺机枪，这些武器藏在甘丹寺的经卷箱中；1911年春天，俄国秘密册封博克多格根为“蒙古国父”，金印上刻有双头鹰图案。
一声枪响，武昌城震动，库伦的王公贵族们匆忙聚首一堂。
史料中没有记载会议的具体情况，但俄驻库伦领事馆在10月12日发了一份密电，内容是：“王公情绪非常高涨，哲布尊丹巴说这是‘天赐的好机会’。”
俄外交官兰司德亲自带翻译参加，保证说：“武器、金钱、外交承认，三者一定给。”
12月1日，外蒙宣布独立。
12月16日，博克多格根在库伦登基，自封为“日光皇帝”，年号为“共戴”。
12月21日，俄罗斯西伯利亚军区的少将玛尔琴科夫带领三百人，以“保护领事馆”的名义进驻库伦。
当天，俄财政部掏出两百万卢布，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将这笔钱送到恰克图。到了那里，这些钱被换成银元，然后堆得满满的，摆放在库伦商栈里。
沙俄的野心可不小，不满足于外蒙这块地盘。
武昌起义十二天后，中东铁路管理局的霍尔瓦特向圣彼得堡紧急报告：“满洲里车站可以占领，哈尔滨驻军可以增派，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驻日大使马列夫斯基说得更直接：“应该和日本私下协议，北边的东北归俄国，南边的东北归日本，东三省平分。”
尼古拉二世同意。
“等日本那边有了回应再做决定。”
俄国人心思细腻，他们在日俄战争中失去了对南满的控制，这次则瞅准了中国内部的混乱，意图彻底吞并北满地区。
在那条连接东西方的中东铁路上，俄罗斯的护路队伍从最初的三千人壮大到了一万二千之多。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满洲里的边境上，哥萨克骑兵们在凛冽的寒风中演练着冲锋的阵势，他们的马蹄在冻土上留下深深的印记，每一步都扬起了冰冷的雪花。
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
英国形势紧急。
朱尔典在10月15日悄悄发了封密信给伦敦：“长江这一大水道对英国商人来说可重要了，每年能赚到超过三百万英镑的税钱。”
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怡和、太古、汇丰这些大公司肯定会损失惨重，无法计算到底损失了多少。
他紧紧盯着一个人：袁世凯。
袁在洹上村"钓鱼"，其实就是天天收到八份秘密信件。
朱尔典把他的好朋友戈颁派了三次到彰德，给伦敦那边捎了个信儿：“如果你肯出来帮忙，英国会全力支持你。”
英国在中国要保留几个特权，主要是海关、租界和长江航运。
英国的硬币挺硬的。
一是“关余”——海关税收在偿付庚子赔款后剩余的款项，每年大约有一千二百万两。
南方那边的军队头儿，现在愁的是没钱花，就像伸手向人讨要零花钱的小孩一样。
朱尔典直接说：“和平谈判没有成功，所以关税将被冻结。”
上海海关的英国佬安格联，他小心翼翼地把账本锁进了保险柜，然后把钥匙紧紧揣在自己的裤兜里。
二是“金融中立”政策。
汇丰、麦加利和有利三家英国银行11月1日联合宣布：“南北借款，一律暂停。”
北洋军欠了三个月的工资，革命军也发不出钱，前线的士兵只能啃窝头、骂娘。财政厅长跑了好几趟，也借不到十万元。
这招抓住了要害。
法国和英国关系密切。
巴黎的外交部门给驻中国的公使康悌发了一个命令：“凡是英国人做的事情，法国人也跟着做。”
美国的态度挺干脆的，诺克斯国务卿通过电报跟驻华的大使卫理说：“咱们得支持朱尔典的计划，别让中国四分五裂。”
——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其实没那么大，担心乱局会影响他们在中国的自由开放政策。
德国想保清朝。
德皇威廉二世亲自下令：“如果清朝存在，德国在直隶和山东的利益就能得到保障。”
在10月20日这一天，德驻华公使哈豪森跟奕劻坐在一起。他开诚布公地表示：“我们有五千支毛瑟枪和十二门克虏伯炮可以卖。”
但是11月，巴尔干地区局势紧张，德军总参谋部紧急发令：“东方的事情先放一放，全力准备欧洲战场。”
德国人变小了。
列强之间争夺，最后看日本的态度。
英日盟约在1902年定下，到了1911年，双方又续签了一次。
条约第三条明确指出：“当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发生战争时，其他国家必须保持中立。”
11月5日，朱尔典与伊集院彦吉进行了密谈。一开口，他就说：“如果日本帮助清朝，英国就会把军舰卖给革命党。”
伊集院的脸色跟铁板一样，黑沉沉的。
他知道：日本海军的大部分舰艇都是从英国买的，如果英国不卖零件，日本的联合舰队就要停摆半年。
日本内阁开了七天七夜的会。
11月12日，西园寺公望首相决定：“接受英国的和谈方案。”
日本必须承认在满洲的特权、山东的权利以及延吉和间岛的主权。
朱尔典立刻点头答应：“关于满洲的事情，英国不会插手。”
沙俄觉得形势不好了。
12月，廓索维慈去伦敦，想让英国反对日本。
朱尔典一句话就把意思表达得明明白白：“英国那边的事，咱们可以保持沉默；至于东北那边，得让日本和俄国自己做主。”
俄国人终于明白了：英国想守住长江，东北这片地盘就让你们自己玩儿去吧。
南北谈判桌上，列强的身影无处不在。
唐绍仪替袁世凯说了句话，说要搞个“君主立宪”的事儿。就是让溥仪当个摆设，袁世凯自己当大管家。
伍廷芳站在南方的立场上，坚决捍卫“共和”的理念。
朱尔典把唐、伍叫到英国驻沪总领事馆，桌上放着两张纸：左边是“关余解冻令”，右边是“四国银行团贷款意向书”。
咱们得有个规矩，简单明了：清朝皇帝得把皇位让出来，袁世凯就得当这个临时的大领导。
唐绍仪那个晚上给洹上村发了电报。
袁世凯回信三个字：“可以办。”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发布了退位诏书。
诏书刚一干透，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阿迪斯行长就走进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递上一张支票：二百万两白银的垫款，还有四国银行团的首期放款。
袁世凯在钱到账的第三天就职了。
列强的目标全部实现了：
英国想保住长江的利益，袁世凯就亲英国。
日本没有得到南北分治的方案，但他们在山东和满洲地区的特权得到了扩大。
沙俄占领了外蒙古，而东北地区暂时未被触及。
法国和美国意外获得了稳定的局面。
德国虽然跟清朝没了联系，但跟中国的买卖事儿还没停过。
真让人哭笑不得：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好不容易把皇权搞定了，结果最该坐总统位子的，是那些用银子在国际上买票的人。
历史这事儿，可不给人回头路走。
1912年3月，日本外务省的秘密文件里写道：“宇都宫方案被搁置了，等到有机会再继续。”
——他们还没放弃。
在1913年9月的那一页，一个重要的文件——《中俄声明文件》被签下了。这个文件里，中国的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变成了"主权"。同时，俄罗斯在库伦的领事馆升级成了"外交代表"。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在对外蒙古的管理方式有了改变，而俄罗斯在那里的代表也更高级了。
放下签字笔的瞬间，俄罗斯外交部的香槟瓶盖被打开，泡沫溅到了双头鹰徽章上。
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的要求，第一点就是要中国承认日本可以接手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
袁世凯政府撑了三个月，最终还是签了这份“修正案”。
在那个决定命运的夜晚，顾维钧——一位来自外交部的参事，他在日记中如此感慨：“在弱小的国家里，外交如同在冰上跳舞，只留下屈辱二字。”
回忆起那个夜晚的武昌，当工程营的士兵熊秉坤扣动扳机，那一颗子弹飞出的方向，早就被六个国家在地图上用红线勾勒出来。
清朝垮台了，但那些束缚人们的旧规矩依然存在。
萨镇冰的舰队最终没有开炮。后来，他选择了弃官从医，致力于救死扶伤的工作。
黎元洪坐上了副总统的位子，他心里头咯噔一下。发现总统府里头的卫队都是北洋的老兵，连伺候茶水的小厮，都是袁世凯布下的细作。
唐绍仪做了三个月的总理就辞职了，因为他发现财政部的账本上，“英款”这个项目后面跟着许多密密麻麻的附加条款。
史料没有记载革命军士兵当时的想法。
1912年1月1日，汉口街头有人在放鞭炮庆祝，也有人在哭泣。
《泰晤士报》的中国记者莫理循按下一个快门，定格了一幕画面。照片中，一个小男孩身着崭新的军装，正站在江汉关的钟楼下，仰头望着那根旗杆。不同寻常的是，原先的十八星旗已被五色旗取代。微风拂过，旗帜轻轻飘扬，旗角掠过男孩的脸颊，留下了淡淡的红印。
历史的书籍上，没给这位青年留个位置。
他们记得：1912年1月，英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18%；日本对满洲的投资增加了35%；俄国在外蒙驻军扩大到五千人。
数字从不说谎。
中国变了天，可长江的轮船还是挂米字旗，中东铁路时刻表印着俄文，汉口租界巡捕腰间别着左轮——枪柄刻着“Smith u0026amp; Wesson”。
武昌起义像一把利斧，劈开了封建帝制的坟墓，然而，那用来挖掘墓穴的铲子，却在六只外国的手上摇摆不定，掌控着方向。
有人疑惑：当年若革命军不护送华侨，列强真会出兵干涉吗？
答案就藏在那些文件里头。
日本参谋本部在1911年10月21日，有一个作战计划。这计划说的是，如果汉口的租借地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就会立刻上岸，去控制武昌和汉阳这两个地方。
我们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书，里面写明了行动所需的兵力：需要两支步兵小分队、一个炮兵小队和一个小规模的工兵队。目标是在七天内拿下武汉的三个区域。
俄国外交部同时秘密下达了指令：“如果我们成功在库伦行动，就要考虑逐步占领张家口；如果南方的情况失控，我们就得联合日本，共同保护京奉铁路线。”
英国海军部的文件中直接写道：“长江舰队准备就绪，如果革命军进攻租界，就炮击汉口市区。”
保护侨民，不是因为幼稚，而是出于清醒的认识。
他们心里明白，洋人的大炮和船舰，可狠着呢，一口咬下去，骨头都不吐。
哎呀，你问的这事儿可有点复杂了。1842年的《南京条约》就像是一场下在大伙儿头上的冰雹，让很多国家开始插手中国的事情。接着，1860年那场火烧圆明园，更是火上浇油，让大家都来围观。到了1900年，庚子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这钱啊，也是因为大伙儿都凑在一起，说了算的。这些事儿啊，可不都是因为有人想插手中国的内政，才闹得这么乱的吗？
所以《刑赏令》第三条下定决心：“犯了就砍头，绝不饶恕”。
这可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是用尽全力换回一些宝贵的时间。
换南方各省响应的时间，换组织军政府的时间，换和列强周旋的时间。
历史不讲假设，只讲事实：在1911年10月17日之后，各国领事馆的报告就像一连串的投票，一致转为：“革命军守规矩，咱们管不着了。”
没有名头的人，大国家要是想动手，就只能用些偷偷摸摸的招数了。
日本走密探之道，沙俄探边疆之路，英国则玩弄金融术——嘴上说不站队，实际上暗中使坏。
最危险的是1911年11月。
袁世凯刚重新出来做事，担任了内阁总理，手头上掌控着北洋六镇的军队。
他命令段祺瑞向南出击，攻打汉口，革命军队则撤退到了汉阳。
在战斗陷入僵局时，日本的浪人们组成了“支那义勇队”，带着五百人悄悄进入了武汉，他们打算混入革命军内部，制造混乱。
带队的是黑龙会的核心成员，计划炸毁汉阳兵工厂，然后嫁祸给清军，以此挑起国际上的干涉。
11月25日，革命军稽查处突袭法租界的一栋石库门，抓走了三十七个浪人，缴获了八十支“三十年式”步枪和二十箱炸药。
领头的山田一郎咬舌自杀，其余人被押送到上海租界法庭。英美法官判定证据不足，当庭释放。
日本方面似乎还不打算放弃。
到了十二月，有个小动作又悄悄在南京上演了。这次，他们派了个伪装者混进去，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干掉孙中山。
伊藤友次郎是个刺客，他假装是华侨商人，带着一把南部的手枪，住在下关码头的客栈里。
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伊藤站在欢迎人群的前面，伸手进衣兜里，结果被两个戴着礼帽的便衣按住了。
后来查明：便衣是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的，早有线报。
列强干涉，从来不是靠大军压境。
更多的是一种暗处的刀。
沙俄在外蒙情况更糟糕。
1911年12月，外蒙宣布独立后，俄国人不让博克多格根马上称帝。
得等到1915年的《中俄蒙协约》画上句号，才轮到用“皇帝”这个头衔。为啥？因为这协议里有这么一条：外蒙古获得自治，中国保有宗主权，俄国则享有调停权。
这“调停权”三个字，可不是随便能要的，它就像百万卢布一样珍贵。
英国在金融方面特别厉害。
1912年2月，清朝皇帝退位；3月，袁世凯就任总统；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
在准备说再见的时候，财政大管家陈锦涛向汇丰银行请求，希望能继续借钱。
阿迪斯一耸肩：“南京的事情完了，贷款也停了。”
革命军的遣散费发不出来了，士兵们就围着财政部三天。
最后，上海的商人们凑了钱，每人发了三块银元，让这些人回家乡。
这些秘密，课本不会告诉你。
辛亥革命结束了皇帝统治。
那时候人们知道：推翻帝制容易，但撕碎列强织的网很难。
1912年5月，日本驻中国的外交官山座圆次郎悄悄给东京发了一封电报：“袁世凯已经掌握了权力，但他的基础还不够稳固。”
咱们得赶紧促成满蒙地区独立，趁着他们还没站稳脚跟。
这份“极密”级别的电报现收藏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中。
同年7月，俄罗斯的外交档案里记载：驻扎在库伦的领事报告说，博克多格根打算南下侵犯内蒙古，俄国同意提供两千支步枪。
沙查诺夫亲自写下的批注是：“行。”
不过，得等袁世凯和那些革命党人闹翻才行。
列强就像是丛林中的猎人，而中国则成了他们狩猎的广阔森林。
武昌起义就像是猛兽挣脱了牢笼，可那围栏早就被六个国家加固得严严实实。
大野兽用力一顶，咔嚓一声，一根木桩断成了两截。猎人嘿嘿一笑，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包东西，递给野兽。猎人给的东西里，有让人昏昏欲睡的药粉。
袁世凯吃了饲料。
1913年“二次革命”时，他利用镇压南方的机会，向英法德俄日五大银行团借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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